15年后中国什么样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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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刚说,病人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拖到病危才去医院,现在有个头疼脑热就往医院跑,“病人一天天好起来,很有成就感。”

另外,也有新的血液不断注入基层。据新州镇卫生院副院长周兴良介绍,目前,该院有89名卫生技术人员。几周前,刚刚大学毕业的95后女孩小周成为新州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她说,因为喜欢治病救人,就选择当了医生。“现在只想好好给老百姓看病。”

95后青年医生回归乡镇卫生院

“现在,来这里看病的人更多了。”9月20日,大化瑶族自治县尤齐村村医韦晓云表示,村卫生所原来只有一条板凳,现在有了检查床,一间房变成了六七间,给病人做检查方便了不少,能看的疾病种类也增加了,而且村民看病后可直接在村卫生所报销。目前,每天有五六个人来找他,最多的一天来了20多人,那天,他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

这是救护车第一次进到村里。赵廷兵说,这里的人几乎没想过这么快就能把伤员送出去。

务虚会前,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四十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25日至27日在京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十三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协商议政。会议原则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2020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9月17日,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在新州镇卫生院门口。去年,该卫生院也从原来的危房变成了一座崭新的白楼。记者走访发现,当前,广西多个贫困村的卫生室都进行了分科,有了专门的观察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等。乡镇卫生院也有了化验室、B超室、放射室等。

一直以来,永乐村58岁的李线红不到病得走不了路是不会往医院去的,现在,她生病就往医院跑。去年,有一次她在医院住了七八天,没交押金,医生跟她说:“看好了病,再交钱。”出院时,2000多元的医药费报销后只交了200多元。

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将其母亲固定在椅子上抬到了卫生院。检查后,韦德刚诊断出老人有肝功能衰竭的可能性,看着自己的“老三件”和没什么治疗设备的诊室,他告诉家属:“这里治不了,赶紧到县医院去。”

制图丨郜梦茹 扈梦雨 潘杨

从前,广西贫困县的医疗条件窘迫得难以想象,对落后医疗硬件的“攻城拔寨”是一场“硬仗”。

在上世纪70年代,2000多名天津医护来广西支援。那时,一匹马驮着药箱和医疗器械下乡给村民看病,诞生了“马驮医院”;十几个手电筒绑在一起就成了手术用的无影灯。

“以前看病都是往外跑。”不久前,作为隆林各族自治县鹤城新区的一位“新市民”,80后女孩熊萍脚了崴,就到距离小区几百米的新州镇卫生院就诊,医药费一共花了100多元,报销后她只交了40多元。

2001年,现任新州镇卫生院医生韦德刚初到该县的者隘乡卫生院工作时,看病除了借助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老三件”之外,并没奢望过其他器械。

今年5月10日(农历4月18日),救护车第一次开进了广西百色昂屯村达兵新村。这意味着,病重的人每次都要通过“人力担架组”抬出大山去看病将成为历史。

“家里没钱,只能在这里看了。”家属这样跟韦德刚说,韦德刚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那一刻,他觉得,“一定要让乡村的医疗条件变好一点。”

大家认为,建立健全全国政协协商工作规则,应把牢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完善,逐步强化协商意识、培养协商能力、提高协商实效。要拓展协商内容,围绕有关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协商,继续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议题,适当增加文化、生态等议题。要根据协商内容明确协商参加范围,注意发挥好民主党派、界别的优势作用,视情邀请界别群众参与协商,增强包容性。要丰富协商形式,在搞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协商活动的同时,大力推进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积极探索谈心谈话、委员读书活动等协商功能。要营造协商氛围,弘扬团结合作、平等相待、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等政协协商文化,少一些照本宣科、多一些畅所欲言,做到协商就要真协商。要完善成果落实机制,丰富成果报送形式,健全成果办理、反馈制度,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

从前,熊萍的家人病得特别严重的时候,偶尔也会找巫医求神请祖,加上用些草药。熊萍现在回头看,“那时就是病急乱投医,再也不信了,现在相信科学。”

类似的标志性变化,在广西的8个未摘帽贫困县还有很多。在这里,看得见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卫生院高楼,一排排迭代升级的高精尖医疗设备;看不见的是那些看不起病的村民重获健康的希望,以及一些村民正在或者已经填上因病致贫的“大窟窿”。

17年来,韦晓云一直扎根在村里,当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这期间,有些村医选择考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他说,“缺村医”是他当初回来的理由,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外面,“我走了,他们看病太难了”。

患者在往乡镇甚至是村卫生室“回流”。之前鹤城新区一位“新市民”90后女孩小田的孩子一生病,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级别更高的医院,赶上下雨天,可能有五六十人在排队,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一天都排不上,这让她很头疼。前几天,她感冒咳嗽,就到小区的卫生室开了药,吃了两顿就好了,才花了15元。有了这次体验,她表示,等乡镇卫生院的条件更完善,会直接带孩子这里看。

盘进生记得很清楚,今年农历4月18日,有位村民骑摩托车出了车祸。当时,目睹了这一幕的村民盘成昆立即给昂屯村党支部书记赵廷兵打电话求助。外出办事时,赵廷兵正好看到乡卫生院的人在附近走村入户,便立刻打了急救电话,半个小时左右,救护车就赶来了,拉着伤员去县医院救治。

近年来,广西在健康扶贫方面进行了“硬核”投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都换了新貌。

除了日常诊疗,韦德刚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健康扶贫。在他的桌子上,摆着一本建档立卡贫困户四种慢性病花名册,每到一周左右,他就会给这些贫困户打电话叫他们过来复查,随时关注他们的健康。

对落后医疗条件的“攻城拔寨”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并发言。

想让村民就近看好病,好的医生是一项重要的保障。一直以来,村医待遇低,贫困村山高路远,直到现在,招个好医生都并非易事。为此,广西一方面提升村医的待遇;另一方面建立医联体和医共体,让基层的医生有更多机会外出学习,让更高水平医生来到这里进行帮扶。

在隆林各族自治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鹤城新区,卫生室直接开到了居民家门前,小区内的11989人下楼即可就医。对从前居住在各个山头的部分村民来说,“抬脚就能看上病”不再是梦。

去年10月,盘进生一家和屯里的另外33户人家从山头搬到了山下的达兵新村,住上了新房子,路通到了家门前。

早前,村民们甚至不敢生病。46岁的村民盘进生说,一生病就要翻几个山头,才能到公路坐上去往乡卫生院的车。村里的老人病重时,就由4人组成一个“担架队”,把病人抬出大山,再临时找车,但车也不好找。

“窝在穷山上,住着土坯房。发展缺手段,两眼无光芒。”这是达兵屯贫困群众搬迁前的真实写照,该屯的贫困发生率一度达到92.6%,行路难、用水难、用电难是这里的常态。然而,更难的是看病。

达兵新村和永乐村看病方式的改变,是广西贫困县健康扶贫的缩影。它们所在的那坡县作为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是中国最后52个未摘帽的贫困县之一。

2003年11月,韦晓云刚回村时一个月工资才30元,如今是2001元。那时,作为一名西医,老人认为西医治标不治本。韦晓云去学了中医,平时看病都是中西医结合,后来,村民也逐渐接受了西医。目前,他一年还是会去河池中医院学习两次,一次半个月。

外面的人带来新技术,并让这些技术在基层落地生根。那坡县人民医院门诊部护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梁美荣表示,深圳龙岗中心医院等会派遣医生到那坡县医院进行定点帮扶,甚至在这里长期驻扎,教他们新技术,县医院能做一些以前做不了的手术。另一方面,县医院也会定期派医生去到乡村,有时甚至会和外来的专家一起下乡,帮扶和指导村卫生所的工作。有时,专家们也会进行义诊,村民听说后,早早就排起了长队。

今年4月,韦德刚由镇卫生院派到该卫生室工作。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他就在这里等着老百姓。平常一天约有十来个人来这里测血压、测血糖,或来看一些常见病、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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